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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虽然一贯反对佛教，但是道家却以佛学为盟友。

可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忍人之心"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话说，被"私欲"，或简言之，"欲"，蒙蔽了。程颢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

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他自名其住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往往骂人摔东西，而这些人和东西，都显然与使他发怒的事完全不相干，这就叫"迁怒"。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勿"自私"，勿"用智"，与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是一回事。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的浪漫主义（风流）与中国的古典主义（名教）的最好的结合。他说："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①] 然而，深入考察会发现，即便在否定家庭人伦的理论观念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也根本不是原创性的始作俑者。

事实上，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个大义灭亲的著名人物，正是被儒家奉为道统中的千古圣王，乃至被认为与孔子一起创立了周孔礼教的周公姬旦：他在发现了管蔡二人想要推翻成王的谋反动向之后，立刻就为了忠君大义率军亲征，毫不留情地灭掉了自己的这两位亲兄弟，甚至还直接灭掉了其中一位的生存权。所以毫不奇怪，后世不少儒者都将周公当成了光辉的榜样，纷纷从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大义灭亲原则的正当合理。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再如，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公德》中也强调：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原儒上卷·原学统第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熊十力由此出发，不但深入剖析了传统儒家的小康礼教助长家天下的自私之流毒，造成了有私而无公，见近而不知远，一切恶德说不尽。笔者认为，这才是我们今天对于传统儒家伦理应当坚持的辨证态度。

有鉴于此，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指责那几位儒家大师的有关见解是激进地中断了传统的话，我们又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指责新文化运动的揭露批判激进地中断了传统呢？难道新文化运动的这些揭露批判，即便在儒家传统自身的历史绵延中不也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还能够因此融入到这几位儒者同样置身其中的那个儒家传统之中吗？从这个视角看，当代儒者在偏执地拒斥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倾向之前，是不是有必要反思性地琢磨一下这些儒家大师对于传统儒家忠君孝父伦理观念的吃人效应展开的上述自我批判，并且由此出发想一想究竟是新文化运动的揭露批判有着严重的毛病呢，还是传统儒家伦理本身才包含着应当揭露批判的严重毛病？ 二  大义灭亲的儒家基因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厉批判，是不是真像文化保守主义者指责的那样，由于割裂了两千多年优秀道德传统的历史绵延，才导致了一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道德滑坡现象呢？当然，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像某些儒者那样，只是大而化之地泛泛谈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是应当具体地厘清所谓的道德沦丧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最终又是由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因素诱发而成的。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综上所述，在一百年来的种种道德沦丧现象中，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归咎于曾经猛烈抨击过传统儒家伦理的新文化运动本身。换言之，在这个案例中，作为儒家圣王的周公甚至没有满足于仅仅通过言论告发检举自己兄弟违反忠君大义的叛逆行为，而是干脆将兄弟反目、六亲不认的理念付诸实施，并且达到了亲自带兵征讨诛杀自家亲人的极端地步，因而可以说构成了把大义灭亲的儒家原则落到了实处的完美典范。

换言之，按照中国古代法律的重亲情伦理精神，倘若君主朝廷的统治权威受到了威胁，儒家伦理法就会依据至高无上的君臣大义，要求诛杀任何与犯上作乱者保持亲缘关系的人们，哪怕他们对于这些大逆罪行毫不知情也不肯放过，结果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儒家大义灭亲原则以理杀人的残忍效应。可是，君权专制的本性却从根本上决定了吏治腐败的必然性和严重性，而传统儒家道德的血亲情理精神恰恰又在这方面发挥着为虎作伥的证成效应，以致那些偶尔一见的官德模范，反倒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了儒家伦理的虚假伪善。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

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荀子·礼论》），从而原创性地奏响了后来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中绵延了几千年、直到今天依然清晰可闻的那个主旋律：天大地大不如朝廷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他老人家亲。换言之，所有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大义灭亲现象，归根结底都是在忠孝不能两全的局面下，凭借儒家提倡的君臣有义的所谓大义，才灭掉了儒家同时也提倡的父子有亲的所谓小亲，亦即为了维护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君臣大义，才不惜从事父子反目、夫妻决裂的灭亲行为。

[⑦] 参见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第285-312页。乙和丙等各得自由，必不侵犯甲之自由，是为各得（《乾坤衍·辨伪》）。

有鉴于此，本文的内容主要是正面阐发笔者对于有关问题的基本看法，而不是针对上述批评的具体细节一一做出回应。更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结束三十年之后，另一位更著名的儒者不但继承了上述儒者的理念，猛烈抨击了传统儒家的种种弊端，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传统，比上述儒者更激进地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早年的孔子，这就是现代新儒学的头号代表人物熊十力。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有忠孝廉节等一切分别等衰之名，乃得以责臣子曰：尔胡不忠？尔胡不孝？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就此而言，他发明的这种十家牌法的精神实质，正是鼓励乃至强迫民众以大义灭亲的方式，向官府检举告发亲朋友邻的任何属于奸说奸心、违反忠君大义的可疑之事，以致谁要是更看重亲朋友邻之情而加以隐瞒，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与文革期间鼓励乃至强迫民众以大义灭亲的方式，向当局检举告发亲朋友邻私下发表的任何不忠于伟大领袖的可疑言论的做法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不错，在两千年来难以计量的无数官员中，肯定也能找出若干个凤毛麟角的青天、清官，并且成为当前儒者依然号召普通民众望眼欲穿地期盼等待的官德模范。梁启超还因此感叹，《大同书》数十万言，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清代学术概论》）。

毋宁说，除了社会制度方面缺乏必要的法治监督等因素外，它们恰恰是深深地植根于传统儒家伦理两千年来所塑型的种种劣根性之中的。例如，对于孔孟原儒家怀有肯定态度的清代儒者戴震，就曾站在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规范性立场上，一针见血地指出：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

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有忠孝廉节等一切分别等衰之名，乃得以责臣子曰：尔胡不忠？尔胡不孝？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彼有取尔也，所以才会有这类人心很古、世风依旧的道德滑坡，不是？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指责新文化运动撕裂中断了传统儒家伦理而导致了一百年来道德沦丧现象的同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事情的另外一面，这就是一百年来尤其在广大百姓中间表现得特别明显的道德自觉倾向：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意识到了自由平等、尊重人权的重要意义，因此不再甘心充当传统儒家希望他们成为的那种无限崇拜圣王、绝对忠于朝廷、不要任何权益、只需履行义务的臣民或子民，而是开始形成了清晰的公民意识，尤其在自己受到官府坑害的时候敢于起来抗争，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和自由尊严。

同姓则相收，异姓则不恤。相反，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著名儒者康有为在批判传统儒家因有家之故，必私其妻子而不能天下为公的同时，就已经公然主张：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故欲至太平独立性善之美，惟有去国而已，去家而已（《大同书·去家界为天民》）。

可是，君权专制的本性却从根本上决定了吏治腐败的必然性和严重性，而传统儒家道德的血亲情理精神恰恰又在这方面发挥着为虎作伥的证成效应，以致那些偶尔一见的官德模范，反倒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了儒家伦理的虚假伪善。进入 刘清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文化运动 道德 。所以，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某些代表人物在笼统抽象地要求否定家庭人伦方面的确包含着理论上的片面之处、产生了负面效应的话，那么，撇开熊十力同样脱不了这种干系不谈，这笔账至少也得首先归结到像康有为和谭嗣同这些儒家的大师那里，因为他们才是这类激进去家理念的活水源头。[⑥] 此外，拙著《忠孝与仁义》也有专门的章节，具体分析了传统儒家伦理的礼制腐败如何构成了两千年来吏治腐败的文化基因。

毋宁说，哪怕我们是以合乎逻辑的理性方式论证我们的观念的，它们也无所逃地带有我们的主观立场和价值先见。[④] 郭齐勇：《中国哲学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在这些论述里，戴震的批判矛头便明白指向了积极宣扬儒家礼教规范、甚至主张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的程朱理学，认为他们以理杀人比酷吏以法杀人还要残忍，以致造成了方苞指出过的那种明显恶果：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周秦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事实上，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个大义灭亲的著名人物，正是被儒家奉为道统中的千古圣王，乃至被认为与孔子一起创立了周孔礼教的周公姬旦：他在发现了管蔡二人想要推翻成王的谋反动向之后，立刻就为了忠君大义率军亲征，毫不留情地灭掉了自己的这两位亲兄弟，甚至还直接灭掉了其中一位的生存权。

不用细说，新文化运动确实倡导个体利益、自由权利、个性解放。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也正是凭借这种精心构造的三纲，在孔孟时代一直不能用的儒家伦理，才会自汉代起长期受到了专制朝廷的青睐重视，逐步成为了中国社会具有正统意义的官方意识形态。

（《乾坤衍·辨伪》）换句话说，在他看来，帝制告终之后依然顽固存在的这些恶习，归根结底都来自于传统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小康礼教的文化遗传那里。同时，一旦这样确立了君为臣纲高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神圣权威，董仲舒当然就能凭借孔子有关乱臣贼子必诛绝的严苛信念，进一步倡导屈民而伸君的春秋之大义了（《春秋繁露·玉杯》），而要求人们凭借这种春秋之大义检举告发亲人好友的奸说乃至奸心，哪怕亲情破裂也在所不惜，自然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能够更有说服力地表明这一点的是，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一批虽然为数不多、却是如假包换的儒家学者，也以类似的口吻揭露了传统儒家礼教在这方面的严重负面效应。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

[②] 荀子的得意门生、法家大师韩非子，便明确指出了孔子由于主张孝高于忠而无法被统治者所用的内在原因：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⑤] 这个得以付诸实施的案例同样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这位致良知的大儒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没有遵循孔子的教导，主张父子相隐、夫妻相隐、朋友相隐、邻人相隐，直在其中，报官者罪，反倒强行要求他们即行报官，不然就要十家同罪呢？原因很简单：儒家大师王守仁依据君为臣纲的至高无上，将无限忠于万岁爷的忠君之情看得比民众自身的亲情友情更宝贵，所以才会迫使老百姓不惜以毁灭亲情友情为代价，也要检举告发那些威胁到君主统治和朝廷稳定的可疑之事。

所以，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国内外的有识之士对于这些劣根性展开了引人注目的反思批判。有鉴于此，我们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能把造成这类邪恶现象的思想基因归咎于新文化运动呢？毕竟，新文化运动中有哪一位思想家曾经像传统儒家所做的那样，把君臣有义推崇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上地步，当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乃至宣布无君就是禽兽呢？而假如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君臣有义的正当性，又怎么可能诱发文革中那些为了维护忠于领袖的君臣大义就不惜毁灭亲情人伦的邪恶现象呢？ 于是，我们现在就容易看出事情的极具反讽意味的真相所在了：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度层面看，十年动乱中这类大义灭亲的邪恶现象，正如这个成语的遣词用字所体现的那样，恰恰来自文化保守主义者想要保守的儒家文化的君臣有义规范，以致可以说文革在这个层面上也属于儒家积淀的沉渣泛起。

乙和丙等各得自由，必不侵犯甲之自由，是为各得（《乾坤衍·辨伪》）。在这个意义上说，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直到今天（也包括文革期间）的所有那些因言获罪乃至因心获罪的事件，尤其是在大义灭亲的堂皇旗号下出现的父子告密、兄弟相残、夫妻反目、朋友决裂的事件（说穿了，这些事件的实质正是向朝廷官府检举告发某些本身完全正当、却被传统儒家认为是违反了忠君大义的所谓奸说乃至奸心），在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度层面上，恰恰都与儒家大师荀子所首倡、后世主流儒家所传承的这种规范性理念脱不了干系，因此应当首先归咎于传统儒家伦理本身的悠久文化积淀。